人带给自然界负价值吗?

来源:北京市道协

人带给自然界负价值吗?

——从“天地无人则不立,人无天地则不生”看道教天人互依关系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这场全球性的大疫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深的反思,人与自然究竟应该有怎样的关系?

生态环境的退化正在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这个家园的气候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空气、水、土壤被污染、物种加速灭绝、野地正在缩小。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面既有人为的、也有自然的原因。其实,自然本身的变迁也会引起环境的改变,有些甚至是非常巨大的改变,如不可抗拒的地质变动和重大的自然灾害等。但是,我们今天着眼的是人类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如现在人类生产研制的核武器能毁灭地球好几次,这就已经大大超过了自然本身的改变。所以我们要追究的是人为的原因,这是我们能控制的因素。

这场环境危机与我们的生产和消费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生产者惟利是图,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只要有需求,就赶快供货,而不管生产的是什么,生产出来的商品是否对人的健康和环境有害。生产出来后就赶快推销,传播媒介如报纸、电视、杂志、互联网等载体以普通民众为影响对象,以鼓励消费、引导消费为己任,以创造流行性消费或时尚消费为宗旨,为消费推波助澜。这种病态的生产和病态的消费把大自然变成了垃圾场,毁坏了自然界、伤害了人自身。病态生产和消费的背后则是人们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环境破坏,始作俑者是人,问题出在人身上。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环境问题最终还需要解决人的问题。如果不改变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就会出现一边治理,一边破坏的情况。就算我们能发现另外一个人类可以寄居的星球,如果不改变自己,只能把另一个星球也变成被污染的、千疮百孔的地球。

那么,在天地之间,人究竟应该怎么自处呢?人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伦理学研究中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观点。人类中心主义认为“道德”仅属于人类。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物不仅具有外在价值,也具有内在价值,把一切生物都看作与人类有同样权利的道德主体,认为生态问题是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他们认为,人类对自然没有价值,甚至是对自然的负价值。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认为,自然界可以离开人,人却不能离开自然界。他说:

“就个体而言,人具有最大的内在价值,但对生物共同体只具有最小的工具价值。生存于技术文化中的人类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力量,但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哪一个生态系统的存在要依赖于处于生命金字塔顶层的人类。

人们对他们栖息于其中的生态系统几乎没有什么工具价值;相反,他们表现出来的是某种工具性的负价值:打乱生态系统以便获取自然价值并把它们变为文化所用”。

是啊,想想看,谁需要我们人类呢?宠物倒是离开人活不了,那是我们把它们驯化得依赖人类。它们的祖先没有人照料照样生存。按照这种思路,人不但对自然没有什么价值,反而是自然界的一种累赘、负担、麻烦制造者。要纠正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生态灾难,必须提倡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

对这两种观点,道教认为过犹不及,因为人类中心主义否定了自然,而非人类中心主义又否定了人,都不利于人与自然良好关系的恢复。在道教的人与自然关系中,人和自然都得到了肯定。

《三天内解经》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它说:“天地无人则不立,人无天地则不生。”“人无天地则不生”是很好理解的。没有一种生物可以完全独立生存,所有生物都会受到周围环境和其他生物的影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样也摆脱不了自然界。道教对此非常明确。人要依赖自然界以生存。虽然人类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不同,但人类对自然依赖的本质始终没有改变。在原始文明时期,人类依赖自己的身体,使用简单的工具,通过采集果实、渔猎来维持自身存在。那时,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是无条件的。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主要是土地、气候和水利。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对环境的依赖则表现为资源的数量、质量及环境质量。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环境是社会发展强有力的杠杆。历史上黄河流域、恒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等都是著名的文明发祥地,但后来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出现危机。无论文明进步到何种地步,人类始终必须依赖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自然。只要人类有消化管道,就不得不消耗利用自然。只要人要美化生活,便不得不加速消耗自然。所以“人无天地则不生”,这是必然的。

人在自然面前应该谦卑。人类不仅依靠自然以生存,人类还学习自然以提高自己的生存。自然界具有不依赖于人的价值,有着自己的运行法则。生态系统中几乎所有的营养物质都在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循环流动,对生态系统进行自我调节。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在太阳能作用下,不断进行着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生物因之得以生存和发展。在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非生命物质各自发挥着特定的作用,有分工、有协作,维系着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食物链上的各种生物相互影响和制约,维护着生态的平衡。这一切非常完美,“道法自然”,道教常把自然看作人类的老师。威廉?洪堡也曾指出人类活动的最佳方式,正是那种最能模仿大自然方式的方式。其实我们很多的科学发明也是模仿自然而完成的,例如仿生学。除了生活之源、生活之师,大自然还是我们沉思、审美、崇敬的对象。这都表现了“人无天地则不生”的道理。

但是,《三天内解经》怎么又说到“天地无人则不立”呢?非人类中心主义不是说人对自然只有负价值吗?道教怎么说到天地还需要人了呢?天地在哪些方面需要人?人的特点和价值在哪里?《三天内解经》解释说:“天地无人,譬如人腹中无神。”这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天地间就没有精神、没有灵魂。这就如同人,没有精神和灵活,就是行尸走肉。

道教对人在天地之间的这个理解很值得玩味。天地需要人,因为人是天人关系中的关键变量。他从自然中进化而来,但他是大自然的最高杰作。他不同于那些自身活动与生命活动直接统一的动物,动物是特定化的,它靠着改变自身的身体结构来适应环境,它的活动维持在天然自然之中。人在某种程度上是靠改变外在环境来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人活动在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之间,他以文化的方式应对自然。就我们目前所知而言,人是生命进化的最高形式。人类除了具备生物的本能外,他还能主动去规定自己的目的。人的一个突出特性是创造目的。在自然、社会、人这个统一的目的性系统中,唯一能规定自己的目的、能对自然做出价值判断的存在者是人。非生物不存在创造目的的问题。在自然大系统中,它们有其外在的目的,服从于自然的整体目的性。这些目的不是主动选择和设定的结果。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万物自己如此,但是如此的“此”、“自然”的“然”,就是那个样子的样子,并没有事先的规定。所有的规定,都是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做出来的,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人能无中生有,这确实是自然进化的最高成就。由于人要创造目的,把自己变成想要的样子,并让世界成为我们想要它成为的样子,人就有了其他物种无法与之匹敌的巨大能量。

人的这种能力是一把双刃剑。他既可以让万物繁荣,也可以让万物毁灭。如果他的自由创造能力发挥不当,就会影响万物的兴衰和整个生态的平衡。

道教强调:

天地之为法,万物兴衰反随人故。

万物芸芸,命系天,根在地,用而安之者在人。

凡物与天地为常,人为其王。

蝡动之属,悉天所生也,天不生之,无此也。因而各自有神长,命各属焉。比若六畜,命属人也,死生但在人耳,人即是六畜之司命神也。

道教提出的“人为万物之灵”“其王”“司命神”等角色认定,把人抬高到掌管万物命运之“神”的地位。对人的上述定位,非常非常之高。

人是万物的神。为什么要定位这么高呢?这个高定位其实是在强调人的责任和义务。如果这也属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中心主义是一种弱化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它不主张人肆意控制、占有、挥霍自然,而是提醒世人肩负起责任,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繁荣。它敦促人类行使爱护其它物种的神圣使命,运用自己的理性和道德力量,拓宽道德关怀的视野,约束那些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

如果人错误的使用自己的力量,那就是毁灭。《黄帝阴符经》提醒到:“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这本经用了“盗”“贼”“害”“杀”等词语来警醒人与自然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对立和紧张。天地人互相盗窃、残害,是恩仇相报的。《阴符经》说人若伤害自然,自然就要采取天发杀机、人发杀机,或者天人合发杀机的形式报复人类。它展示的不是一幅温情脉脉的天人合一。恩格斯在论述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的过程中的作用时也曾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有了高新科技的辅助,人可以上天入地,但眼下这个冠状病毒,却让我们显得如此的被动,目前已经感染7万多人,死亡2千多人。

道教不鼓励人高高凌驾于万物之上,把大自然当成自己征服、统治和掠夺的对象、当作原料库和垃圾场。这正是环境伦理学批驳的人类中心论。这种人类中心论不顾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和再生能力,大肆掠夺自然资源,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却毁坏了自己和其他物种赖以生存的家园,使人和其他物种的基本生存受到了威胁。道教强调人的责任和义务,弱化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人类中心主义精神。作为万物之灵、万物之神的人类,他应该协助天地抚育万物。这就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式的妄自尊大的偏狭,拓宽了道德关怀的对象;弥补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主体性的贬损,提出人在维护生态平衡中的责无旁贷的义务。

肩负道德、责任和义务的人,对自然不仅不是负价值,而是能使自然生命成为自觉的高级生命形态的存在。如果把人仅仅是看成与其它生物有着同样权利的物种,有将人类还原为物的危险,并降低人类为保护环境应该付出的主观努力。

保护生态,通常与培养保护生态的文化习惯和传统联系在一起。道教在中国有近两千年的历史。道教教义的要旨就是长生久视,它要在此生此世延年益寿。古典小说里经常有神仙下凡、思凡的故事。这个凡间是如此富有魅力,以至于神仙都想下凡。由于道教不把希望托付给彼岸和未来,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现实生命及其环境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大家都特别熟悉道教养生,就说明了这一点。道教非常重视和关注身体,把身体放在突出的位置。身体就是生命。生命具有唯一性、神圣性和极高的不可取代的价值。道教发展出了深刻的关于身体的思考,以及提升生命质量的养生实践,提出了“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两臂重于天下”“天地大人身,人身小天地”“天地宇宙,一人之身”“身国同构”“身国同治”等观点。这样来看,道教的身体既是个体的自然生命体,它也把人与人组成的社会和自然当作身体。成全万物、爱护自然,就是爱护我们的身体,也是给人赋予了重大的环境责任。肩负这种责任不仅成全人性、尊重生命,提升了个人生活的质量和价值,同时也提高了人对社会和自然的使命。这是道教的一个独特贡献。

“天地无人则不立,人无天地则不生”,天地对人有需要,因为人是大自然“宇宙生命”的赋有意识的形态,通过人的生命活动能够使自然的生态秩序从自发逐渐提高到自觉,从自在到自为,从生存存在到生命存在,最终实现生命的最高价值,那就是自由和创造。这应该就是人的存在价值和自然对人的需要。人不是自然界的负价值。所以在道教看来,天人是互相依赖的。人依靠自然而生活,自然因为人而升华出精神、熏陶出道德。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就是世界在思考。当人对世界进行认识的时候,就是世界在进行自我认识。当人践行道德的时候,就是世界在践行道德。就这点来讲,确实如莱布尼兹所说的,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所可能有的世界当中最美好的一个。

今天建设生态文明,我们需要从道教这样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从现代文明中寻找智慧,每个人都应肩负起责任,重建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的亲密关系,珍惜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在其中度过一生一世的自然和社会,让冠状病毒蔓延带来的悲剧不再重演。

本文作者陈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市道教协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