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变与转换：门神形象中的道教因素与功能变化
来源：北京市道协
摘要：门神信仰是中国民众普遍接受的民俗信仰之一。门神信仰，具有时间久，传播范围广，形象众多的特质。门神的形象众多，究其根本是由历史因素和功能的不同需求导致的。通过对门神习俗的溯源，可以发现门神习俗中存在着大量的道教因素。但这些道教因素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官方宣传和民众需求产生更贴合门神信仰需求的变化。
关键词：道教因素，门神信仰，钟馗，功能，神荼郁垒
门神，即“司门之神”，是民俗信仰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民间习俗中，门神承担着神圣世界中家宅护卫的首道防线。因此，对门神的信仰成为中国传统民俗中具有宗教性质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门神的特殊职能使这一信仰在民间具有广泛的受众，与灶王等神灵构成神圣世界中保卫家宅的系统。这种组合性可以从春节中的习俗活动中体现。
传统春节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标志着过去一年的终结和新一年的开始。这使春节不仅作为世俗时间中的节点，也成为民间具有宗教性质的节点之一。这种宗教性质体现在春节这一持续的时间中，不仅在民俗中有“灶王”回天庭禀报、“玉皇大帝”的诞辰、燃放鞭炮驱赶凶兽等叙事，还有在道教文化中“值年太岁”的轮换、财神的到来、天官游历人间赐福的宗教神话。
在春节所涉及到的神灵中，门神作为一种独特的俗神值得关注。在《广雅》中，门被认为是“门，守也”。作为现实世界中空间的分隔物，门在神圣空间中也具有屏障的功能。在家庭中，这种屏障功能的提供者即是门神。这也是门神为何一开始的功能是驱鬼辟邪，保护家庭的原因。但门神的功能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人们的需要，门神的功能产生了新的变化，基于这种原因，门神的形象和选择也产生了对应的变化。
门神的形象构成十分杂乱，按功能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最主要和承担传统驱鬼辟邪功能的门神为捉鬼神灵神荼、郁垒、钟馗和武将成庆、秦琼、尉迟敬德等。而后发展的具有新的功能的有道教中的天官、福禄寿三仙、仙真刘海蟾，更有和合二仙等形象。除了天官、福禄寿三仙等在被纳入门神体系前就已有谱系的神灵外，多数的门神处于一种离散的状态，不在各个神话谱系内，与传统意义上的神灵也有一定的区别。他们融入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不具有固定和标准的信仰场所和宗教仪式，其神话叙事也基于民众的需要在历史中产生变化，但这种民众中口口相传的故事传播了门神信仰，并强化了其神力。
一、从桃符到门神：门神习俗的形成与神圣的传递
目前为止，学界普遍承认一个共识，门神信仰起源于桃符。这是基于最早的门神形象是桃符中的神荼、郁垒两位神灵来推定的。桃符起源于周代，据《后汉书•礼仪志》所载，桃符多为长方形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关于两位神灵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见于王充《论衡》中所引《山海经》：“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於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 。同时代应劭《风俗通义》中亦有相关记载，“上古之时，有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 这两位神灵的驱鬼辟邪神力在很大程度上应是由桃树这一符号带来的。
关于桃的崇拜，尤其是对于其具有驱邪能力的信奉，在“羿死于桃棓”这一神话叙事中也有所体现。《淮南子》中所记载桃木和驱鬼具有较强的关联性。许慎所注《淮南子》为桃木为何具有驱鬼的能力给予了一种解释，“棓,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
对神荼、郁垒和桃的崇拜也被纳入到道教体系中。在上文提到的神话故事中，神荼、郁垒更多是作为孤立的故事被人们接受。而后世的发展中道教则对这两位神灵的神话有了进一步的加工，郁垒被赋予姓氏，神荼则在故事中消失，“蔡郁垒为东方鬼帝，治桃丘山” ，南宋的《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则将二者都列入到了道教的神灵谱系中。除了对两位神灵的改造，对于桃的信仰和驱邪，道教也为其赋予了新的含义，“玉京山有一桃树，树高三百九亿万里，……鬼见此桃树，则自死也。天人各各持此桃树，下以杀疫鬼，一切众殃焉” 。基于此，神荼、郁垒与桃树的关系开始脱离，桃和两位神灵单独具有了驱鬼的神话叙事，二者在针对鬼怪方面的神圣性被分割和再诠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桃符发展成为春联，两位神灵则脱离桃符，成为驱鬼辟邪的门神。
二、以钟馗为例的门神形象转换与功能转换
除了早期门神形象的神荼、郁垒外，具有驱鬼辟邪能力的门神形象还包括了成庆、秦琼与尉迟敬德以及钟馗。前三者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武门神，更多是作为武将的杀伐、守护职能的神圣化体现，钟馗则更具有信仰的意味。并且由于钟馗的形象经过朝代的发展不断的变化和完善，因此以钟馗为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何如刘海蟾、天官、福禄寿三星的神仙被成为人们认同的文门神形象 。
作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传说人物，钟馗以鬼的面目出现，但却具有人性和神性，有七情六欲，却行神灵之事。导致这种情况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道教与民俗的相互交互、融合。
首先可以确认的是，钟馗这一形象确是出自道教之手。关于钟馗这一形象，最早可以追溯到《正统道藏》中的《太上洞渊神咒经》，即陈隋之际。经曰：“何鬼来病主人，主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杀鬼之众万亿，孔子执刀，武王缚之，钟馗打杀，得便付之辟邪，传与天一北狱。 ”其原型学界有很多说法，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说其原型为《周礼•考工记》中的终葵之音变，这种说法沈括、杨慎、顾炎武等人都做过考证，有一定的信度；一说钟馗即“终夔”，夔即山鬼，终夔即斩鬼者，陈心叔、胡万川等认同这一观点；一说为仲傀之音变。仲傀，即商代巫师，在傩仪中扮成“方相氏”而驱鬼。这一说法有何新等人认同。并且钟馗与傩仪有关也逐渐为学界现在所认同。多位学者也就此进行过一定的讨论。
在《太上洞渊神咒经》中，钟馗与武王、孔子等历史人物一同捉鬼，并且专捉疫鬼。但除此之外并无更详细的资料，由此可见早期的钟馗这一概念并无具体的阐述，在道教神话体系中，钟馗属于神仙五品中的地仙，按照宗教学的分类属于功能神。无论是其生平、衣着、品性等都没有具体的论述，是道教神话中颇为常见的小仙小神。
沈括的《梦溪笔谈•补笔谈》也可以作为佐证。在该书中，沈括列举了南北朝时期已有以钟馗命名的人。结合其生平，说明此时的钟馗并不具有后世的凶恶形象，仅仅是作为专捉疫鬼的神明而存在，因此人们取其名也是请求其庇佑。
由于《太上洞渊神咒经》中对疾病产生的原因以疫鬼而解释，因此早期的钟馗作为治病的神灵就同样具有了捉鬼的能力。这一单薄的形象到了唐代有所转变，其神力开始增强，生平、相貌开始丰富，具有的功能也就开始有所转变。刘锡诚在这一方面上有深入的讨论。刘锡诚在文中指出钟馗的形象从《太上洞渊神咒经》中治病的小神转变为唐代可以进入到国家体系中的大傩仪式的鬼神统领，其主要神话和人物形象也由于信仰普及和其需要而被逐步构建 。
由此可见，唐初，钟馗已经成为部分民众信仰的神灵之一，具有驱邪逐厉的能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家的认同。其职能行动也逐渐的与民俗开始有所结合，其体现在钟馗祭祀的时间在岁末年初。最后一点可以从张说的《谢赐钟馗及历日表》和刘禹锡的《为淮南杜相公谢钟馗历日表》中钟馗画和历日表一同被颁赐可以看出。虽然历朝历代有帝王赐大臣历日表，但唐玄宗时期，赐钟馗画像这一行为则应是官方最早将钟馗的驱鬼除疫功能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据倪葭所考据后得出的结论，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钟馗像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门神属性。
钟馗在唐代的形象逐渐丰满也可以从钟馗在唐代出现了故事性这点中看出。唐代钟馗开始出现了道教传说以外的传说，有为唐皇治疟疾（后演变为为唐皇捉虚耗）、明皇诏吴道子绘图。除此之外，钟馗在鬼神之事上也不再是一个斩鬼的官吏。按照敦煌写卷中的《除夕钟馗驱傩文》中所载，钟馗蒙豹皮，抹朱砂，铜头铁额，成为除夕驱傩仪式中的主角，不仅驱疫鬼，而且捉拿浮游浪鬼，是一个使役鬼怪的鬼神统领形象。民间也出现了祭祀钟馗的仪式活动，这一点可见于晚唐周繇的《梦舞钟馗赋》。在这几个故事中，钟馗不仅有了道教传说以外的故事，其身形形象也逐步形成。这一故事中的故事情节、钟馗的形象外貌也基本上与宋代的钟馗传说有较高的相似性。
按照赋中的记载，钟馗作为治疗疟疾的神灵而出现，其形象““奋长髯于阔臆,斜领全开;搔短发于圆颅,危冠欲坠” 。扮演钟馗之人行动模式也是边跳边唱，赋最后还以“彼号伊祁,亦名郁垒”为结尾。由此可见，此时的钟馗职能已经开始有所演变，从过去的专捉疫鬼的斩鬼者，开始变成了驱邪治病的护佑者。并且赋中提及明皇命吴道子做钟馗画，可见此时钟馗的形象基调已经形成。
钟馗这一形象的变化过程通用也是其从道教先天神走向俗神的过程。五代时期的钟馗形象有所进一步的发展，最主要在于其生平和社会关系开始被构造。这一点可以从五代的钟馗画中得出。五代时钟馗画与唐代钟馗画有所不同，出现了赋予钟馗新内涵的新题材。如《宣和画谱》中所记载金陵句容人周文矩擅画钟馗，但题材确实钟馗小妹图；五代末期画家石恪作的《鬼百戏图》中，钟馗相关的画面中出现了钟馗夫妇、供张果肴、合乐呈伎俩。孙知微的《雪钟馗》图被收进《德隅斋画品》的条载中出现了“武举不第”。这些内容都表明钟馗形象已不再是一个道教先天功能神，而是一个具有现实的家庭观念、有自己的的生平经历、更具有人性，也更符合民间心中的理想形象的人神钟馗。
如果说五代时期钟馗的重要变化在于有了人的形象，那么宋代钟馗的重要变化在于彻底民俗化，完全脱离其道教的神仙形象，成为一个敢爱敢恨、忠肝义胆的具有捉鬼驱邪的特殊能力的民间神。
宋代的钟馗传说首先改造了唐代的钟馗为唐皇治疟疾这一逸话。钟馗由“武举不第”变成了“终南山进士”，疟疾也更加具现化为了“虚耗”小鬼，小鬼的行为也更具有戏剧性，无论是偷窃香囊、玉笛，还是吹玉笛，都更具有人格化的特点，而不再是故事中一个单纯的背景龙套。此时的钟馗的道教身份，则衍化为了具有道教色彩的终南山中的进士。这一点比较有趣的是钟馗的身份从武举变成了文举进士。按照韩森的理论，我们可以认为在民间信仰中，对道教的神仙谱系最直观的体验就是具有与人间一样的官僚政治结构。这一点最明显的表述即为道教出身的神仙在民间民俗化后，一定具有一定的官位或直接就是化身官员。因此，进士身份可以说是民间在解释钟馗的权威的合法性的最直白的解释。这一点还可以从宋代钟馗传说中出现了作为人的钟馗的死亡场景。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非正常死亡的人会变成具有特殊能力的厉鬼，但通过“赠绿袍而葬”这一隐喻官方认同的殊荣，钟馗的身份从厉鬼转换为神灵，其厉鬼形象和特殊能力也得以解释。至宋代，钟馗的民间神形象也基本完成，后世多为对其的增补，很少再有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
宋代民俗化的原因还可能与钟馗信仰的民间化有关。正如陈倩文中所提到的，宋代的钟馗画像的制作方法由唐代的纯手工绘制变为镂版印刷，这一变化说明了与唐代相比，钟馗画像的需求量有了极大的提高，并且应是以民间的需求量为主。
根据当时文献的记载，也可以说明在宋代，钟馗在民间具有一定的信仰广度。《梦梁录》载“岁旦在迩，铺席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与主顾。” ，“士庶家不以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遇夜则备迎神香花供物，以祈新岁之安。” 《武林旧事》载，“殿司所进屏风，外画钟馗捕鬼之类 ”。这足以说明在宋代，钟馗已经成为民间广为流传信奉的傩神。
再根据部分宋末元初和元代文献，可以看出至少在宋元之际，钟馗作为民间普遍使用的门神形象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信度。《醉翁谈录》中载：“旧传唐明皇是夕梦鬼物，名曰钟馗。既觉，命工绘画之。至今人家图其形，贴于门壁，亦有用销为图者。禁中每岁前赐两府各一，又或作钟馗小妹之行” ；元初文献《拊掌录》载：“迎客既归，见内门上画钟尬击小鬼” 。可见，宋代钟馗门神形象已经从广泛流传于世，并且这一时期的门神形象已经由具有武门神形象特质开始向更具有忠君爱国色彩的士人形象转化。钟馗这一传统的道教先天神也逐渐转化成为具有“人性”的人格化俗神。明清时期随着民众的需求和发展则进而演化出“钟馗纳福”等形象。
三、结语
门神的形象从神荼、郁垒，再到钟馗，可以看出随着古代中国民众的门神信仰对象从先天神转向人格神，并且基于自身的需要对神灵神话、能力和功能进行改造和建构。从汉代到明清，门神的功能也从一开始单纯的驱鬼逐厉增加到了驱鬼、纳福、招财、增寿等多种功能。
门神信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有着较大的相关性，因此其神圣性也与其他的神灵祭祀有着区别，没有相关的仪式和祭祀日期，并且在功能上表现出极其具体的实用性。通过钟馗的事例，可以发现由于官方的宣传和自身传播的需要，道教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对门神信仰有着较大的影响。同样，门神信仰对道教神灵谱系有着反作用，通过钟馗形象的变化和职能的改变，可以看出在传播过程中，出于民众的需求，具有明确宗教特质的先天神灵也会逐渐被构建为具有人格属性和民间特征的俗神。这种俗神的特质可以通过其形象和功能的转变中看出。
本文作者王汉弢 系中央民族大学2019级宗教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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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教因素，门神信仰，钟馗，功能，神荼郁垒
门神，即“司门之神”，是民俗信仰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民间习俗中，门神承担着神圣世界中家宅护卫的首道防线。因此，对门神的信仰成为中国传统民俗中具有宗教性质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门神的特殊职能使这一信仰在民间具有广泛的受众，与灶王等神灵构成神圣世界中保卫家宅的系统。这种组合性可以从春节中的习俗活动中体现。
传统春节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标志着过去一年的终结和新一年的开始。这使春节不仅作为世俗时间中的节点，也成为民间具有宗教性质的节点之一。这种宗教性质体现在春节这一持续的时间中，不仅在民俗中有“灶王”回天庭禀报、“玉皇大帝”的诞辰、燃放鞭炮驱赶凶兽等叙事，还有在道教文化中“值年太岁”的轮换、财神的到来、天官游历人间赐福的宗教神话。
在春节所涉及到的神灵中，门神作为一种独特的俗神值得关注。在《广雅》中，门被认为是“门，守也”。作为现实世界中空间的分隔物，门在神圣空间中也具有屏障的功能。在家庭中，这种屏障功能的提供者即是门神。这也是门神为何一开始的功能是驱鬼辟邪，保护家庭的原因。但门神的功能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人们的需要，门神的功能产生了新的变化，基于这种原因，门神的形象和选择也产生了对应的变化。
门神的形象构成十分杂乱，按功能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最主要和承担传统驱鬼辟邪功能的门神为捉鬼神灵神荼、郁垒、钟馗和武将成庆、秦琼、尉迟敬德等。而后发展的具有新的功能的有道教中的天官、福禄寿三仙、仙真刘海蟾，更有和合二仙等形象。除了天官、福禄寿三仙等在被纳入门神体系前就已有谱系的神灵外，多数的门神处于一种离散的状态，不在各个神话谱系内，与传统意义上的神灵也有一定的区别。他们融入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不具有固定和标准的信仰场所和宗教仪式，其神话叙事也基于民众的需要在历史中产生变化，但这种民众中口口相传的故事传播了门神信仰，并强化了其神力。
一、从桃符到门神：门神习俗的形成与神圣的传递
目前为止，学界普遍承认一个共识，门神信仰起源于桃符。这是基于最早的门神形象是桃符中的神荼、郁垒两位神灵来推定的。桃符起源于周代，据《后汉书•礼仪志》所载，桃符多为长方形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关于两位神灵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见于王充《论衡》中所引《山海经》：“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於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 。同时代应劭《风俗通义》中亦有相关记载，“上古之时，有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 这两位神灵的驱鬼辟邪神力在很大程度上应是由桃树这一符号带来的。
关于桃的崇拜，尤其是对于其具有驱邪能力的信奉，在“羿死于桃棓”这一神话叙事中也有所体现。《淮南子》中所记载桃木和驱鬼具有较强的关联性。许慎所注《淮南子》为桃木为何具有驱鬼的能力给予了一种解释，“棓,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
对神荼、郁垒和桃的崇拜也被纳入到道教体系中。在上文提到的神话故事中，神荼、郁垒更多是作为孤立的故事被人们接受。而后世的发展中道教则对这两位神灵的神话有了进一步的加工，郁垒被赋予姓氏，神荼则在故事中消失，“蔡郁垒为东方鬼帝，治桃丘山” ，南宋的《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则将二者都列入到了道教的神灵谱系中。除了对两位神灵的改造，对于桃的信仰和驱邪，道教也为其赋予了新的含义，“玉京山有一桃树，树高三百九亿万里，……鬼见此桃树，则自死也。天人各各持此桃树，下以杀疫鬼，一切众殃焉” 。基于此，神荼、郁垒与桃树的关系开始脱离，桃和两位神灵单独具有了驱鬼的神话叙事，二者在针对鬼怪方面的神圣性被分割和再诠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桃符发展成为春联，两位神灵则脱离桃符，成为驱鬼辟邪的门神。
二、以钟馗为例的门神形象转换与功能转换
除了早期门神形象的神荼、郁垒外，具有驱鬼辟邪能力的门神形象还包括了成庆、秦琼与尉迟敬德以及钟馗。前三者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武门神，更多是作为武将的杀伐、守护职能的神圣化体现，钟馗则更具有信仰的意味。并且由于钟馗的形象经过朝代的发展不断的变化和完善，因此以钟馗为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何如刘海蟾、天官、福禄寿三星的神仙被成为人们认同的文门神形象 。
作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传说人物，钟馗以鬼的面目出现，但却具有人性和神性，有七情六欲，却行神灵之事。导致这种情况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道教与民俗的相互交互、融合。
首先可以确认的是，钟馗这一形象确是出自道教之手。关于钟馗这一形象，最早可以追溯到《正统道藏》中的《太上洞渊神咒经》，即陈隋之际。经曰：“何鬼来病主人，主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杀鬼之众万亿，孔子执刀，武王缚之，钟馗打杀，得便付之辟邪，传与天一北狱。 ”其原型学界有很多说法，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说其原型为《周礼•考工记》中的终葵之音变，这种说法沈括、杨慎、顾炎武等人都做过考证，有一定的信度；一说钟馗即“终夔”，夔即山鬼，终夔即斩鬼者，陈心叔、胡万川等认同这一观点；一说为仲傀之音变。仲傀，即商代巫师，在傩仪中扮成“方相氏”而驱鬼。这一说法有何新等人认同。并且钟馗与傩仪有关也逐渐为学界现在所认同。多位学者也就此进行过一定的讨论。
在《太上洞渊神咒经》中，钟馗与武王、孔子等历史人物一同捉鬼，并且专捉疫鬼。但除此之外并无更详细的资料，由此可见早期的钟馗这一概念并无具体的阐述，在道教神话体系中，钟馗属于神仙五品中的地仙，按照宗教学的分类属于功能神。无论是其生平、衣着、品性等都没有具体的论述，是道教神话中颇为常见的小仙小神。
沈括的《梦溪笔谈•补笔谈》也可以作为佐证。在该书中，沈括列举了南北朝时期已有以钟馗命名的人。结合其生平，说明此时的钟馗并不具有后世的凶恶形象，仅仅是作为专捉疫鬼的神明而存在，因此人们取其名也是请求其庇佑。
由于《太上洞渊神咒经》中对疾病产生的原因以疫鬼而解释，因此早期的钟馗作为治病的神灵就同样具有了捉鬼的能力。这一单薄的形象到了唐代有所转变，其神力开始增强，生平、相貌开始丰富，具有的功能也就开始有所转变。刘锡诚在这一方面上有深入的讨论。刘锡诚在文中指出钟馗的形象从《太上洞渊神咒经》中治病的小神转变为唐代可以进入到国家体系中的大傩仪式的鬼神统领，其主要神话和人物形象也由于信仰普及和其需要而被逐步构建 。
由此可见，唐初，钟馗已经成为部分民众信仰的神灵之一，具有驱邪逐厉的能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家的认同。其职能行动也逐渐的与民俗开始有所结合，其体现在钟馗祭祀的时间在岁末年初。最后一点可以从张说的《谢赐钟馗及历日表》和刘禹锡的《为淮南杜相公谢钟馗历日表》中钟馗画和历日表一同被颁赐可以看出。虽然历朝历代有帝王赐大臣历日表，但唐玄宗时期，赐钟馗画像这一行为则应是官方最早将钟馗的驱鬼除疫功能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据倪葭所考据后得出的结论，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钟馗像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门神属性。
钟馗在唐代的形象逐渐丰满也可以从钟馗在唐代出现了故事性这点中看出。唐代钟馗开始出现了道教传说以外的传说，有为唐皇治疟疾（后演变为为唐皇捉虚耗）、明皇诏吴道子绘图。除此之外，钟馗在鬼神之事上也不再是一个斩鬼的官吏。按照敦煌写卷中的《除夕钟馗驱傩文》中所载，钟馗蒙豹皮，抹朱砂，铜头铁额，成为除夕驱傩仪式中的主角，不仅驱疫鬼，而且捉拿浮游浪鬼，是一个使役鬼怪的鬼神统领形象。民间也出现了祭祀钟馗的仪式活动，这一点可见于晚唐周繇的《梦舞钟馗赋》。在这几个故事中，钟馗不仅有了道教传说以外的故事，其身形形象也逐步形成。这一故事中的故事情节、钟馗的形象外貌也基本上与宋代的钟馗传说有较高的相似性。
按照赋中的记载，钟馗作为治疗疟疾的神灵而出现，其形象““奋长髯于阔臆,斜领全开;搔短发于圆颅,危冠欲坠” 。扮演钟馗之人行动模式也是边跳边唱，赋最后还以“彼号伊祁,亦名郁垒”为结尾。由此可见，此时的钟馗职能已经开始有所演变，从过去的专捉疫鬼的斩鬼者，开始变成了驱邪治病的护佑者。并且赋中提及明皇命吴道子做钟馗画，可见此时钟馗的形象基调已经形成。
钟馗这一形象的变化过程通用也是其从道教先天神走向俗神的过程。五代时期的钟馗形象有所进一步的发展，最主要在于其生平和社会关系开始被构造。这一点可以从五代的钟馗画中得出。五代时钟馗画与唐代钟馗画有所不同，出现了赋予钟馗新内涵的新题材。如《宣和画谱》中所记载金陵句容人周文矩擅画钟馗，但题材确实钟馗小妹图；五代末期画家石恪作的《鬼百戏图》中，钟馗相关的画面中出现了钟馗夫妇、供张果肴、合乐呈伎俩。孙知微的《雪钟馗》图被收进《德隅斋画品》的条载中出现了“武举不第”。这些内容都表明钟馗形象已不再是一个道教先天功能神，而是一个具有现实的家庭观念、有自己的的生平经历、更具有人性，也更符合民间心中的理想形象的人神钟馗。
如果说五代时期钟馗的重要变化在于有了人的形象，那么宋代钟馗的重要变化在于彻底民俗化，完全脱离其道教的神仙形象，成为一个敢爱敢恨、忠肝义胆的具有捉鬼驱邪的特殊能力的民间神。
宋代的钟馗传说首先改造了唐代的钟馗为唐皇治疟疾这一逸话。钟馗由“武举不第”变成了“终南山进士”，疟疾也更加具现化为了“虚耗”小鬼，小鬼的行为也更具有戏剧性，无论是偷窃香囊、玉笛，还是吹玉笛，都更具有人格化的特点，而不再是故事中一个单纯的背景龙套。此时的钟馗的道教身份，则衍化为了具有道教色彩的终南山中的进士。这一点比较有趣的是钟馗的身份从武举变成了文举进士。按照韩森的理论，我们可以认为在民间信仰中，对道教的神仙谱系最直观的体验就是具有与人间一样的官僚政治结构。这一点最明显的表述即为道教出身的神仙在民间民俗化后，一定具有一定的官位或直接就是化身官员。因此，进士身份可以说是民间在解释钟馗的权威的合法性的最直白的解释。这一点还可以从宋代钟馗传说中出现了作为人的钟馗的死亡场景。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非正常死亡的人会变成具有特殊能力的厉鬼，但通过“赠绿袍而葬”这一隐喻官方认同的殊荣，钟馗的身份从厉鬼转换为神灵，其厉鬼形象和特殊能力也得以解释。至宋代，钟馗的民间神形象也基本完成，后世多为对其的增补，很少再有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
宋代民俗化的原因还可能与钟馗信仰的民间化有关。正如陈倩文中所提到的，宋代的钟馗画像的制作方法由唐代的纯手工绘制变为镂版印刷，这一变化说明了与唐代相比，钟馗画像的需求量有了极大的提高，并且应是以民间的需求量为主。
根据当时文献的记载，也可以说明在宋代，钟馗在民间具有一定的信仰广度。《梦梁录》载“岁旦在迩，铺席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与主顾。” ，“士庶家不以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遇夜则备迎神香花供物，以祈新岁之安。” 《武林旧事》载，“殿司所进屏风，外画钟馗捕鬼之类 ”。这足以说明在宋代，钟馗已经成为民间广为流传信奉的傩神。
再根据部分宋末元初和元代文献，可以看出至少在宋元之际，钟馗作为民间普遍使用的门神形象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信度。《醉翁谈录》中载：“旧传唐明皇是夕梦鬼物，名曰钟馗。既觉，命工绘画之。至今人家图其形，贴于门壁，亦有用销为图者。禁中每岁前赐两府各一，又或作钟馗小妹之行” ；元初文献《拊掌录》载：“迎客既归，见内门上画钟尬击小鬼” 。可见，宋代钟馗门神形象已经从广泛流传于世，并且这一时期的门神形象已经由具有武门神形象特质开始向更具有忠君爱国色彩的士人形象转化。钟馗这一传统的道教先天神也逐渐转化成为具有“人性”的人格化俗神。明清时期随着民众的需求和发展则进而演化出“钟馗纳福”等形象。
三、结语
门神的形象从神荼、郁垒，再到钟馗，可以看出随着古代中国民众的门神信仰对象从先天神转向人格神，并且基于自身的需要对神灵神话、能力和功能进行改造和建构。从汉代到明清，门神的功能也从一开始单纯的驱鬼逐厉增加到了驱鬼、纳福、招财、增寿等多种功能。
门神信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有着较大的相关性，因此其神圣性也与其他的神灵祭祀有着区别，没有相关的仪式和祭祀日期，并且在功能上表现出极其具体的实用性。通过钟馗的事例，可以发现由于官方的宣传和自身传播的需要，道教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对门神信仰有着较大的影响。同样，门神信仰对道教神灵谱系有着反作用，通过钟馗形象的变化和职能的改变，可以看出在传播过程中，出于民众的需求，具有明确宗教特质的先天神灵也会逐渐被构建为具有人格属性和民间特征的俗神。这种俗神的特质可以通过其形象和功能的转变中看出。
本文作者王汉弢 系中央民族大学2019级宗教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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