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道教对唐代书画艺术的影响

道教是中国本土所生的宗教,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影响是深远的。道教对唐代书画艺术的影响最集中地表现在唐玄宗执政的开元,天宝时期。道教之所以在唐代大行其道,与唐代开放多元的文化土壤以及社会对世俗生活的肯定和追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唐玄宗本人即是道教的积极倡导者,身边常拥围一帮道教人士,同时唐玄宗又是一位准艺术家,他精通音乐,著名的《霓裳羽衣曲》,虽然在不少音乐元素上吸纳了由西域传来的《婆罗门曲》,但其主要音乐构架及韵味尚属唐明皇个人创作。唐玄宗的书法水平也相当不俗,现存隶书《石台孝经碑》,大有汉代《鲜于璜碑》风格。玄宗不仅喜爱绘画,而且在鉴赏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他曾召大画家李思训,吴道子于大同殿画嘉陵山水,并对李,吴二人绘画的艺术特征给予了恰当到位的评论,已被画史引述。在文学方面,唐玄宗工于诗,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笔者认为,道教是对艺术影响最大的宗教,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以“天人合一”为其哲学基础的道教十分尊崇人的自然天性,“与天地万物并生”的道家思想极容易将艺术创作主体的精神导向一种自由无碍,物我两忘的境界,从而使得艺术家们在“乘物以游心”中获得了极其广阔的艺术空间,奇特而瑰丽的想象因此而形成,深受道教影响的李白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

道教对唐代绘画的影响集中地表现在颇为唐玄宗赏识的李思训和吴道子身上。李、吴二人无疑是唐代绘画艺术的宗师,其思想和风格对后世的影响甚大。李思训是唐宗室,长平王叔良之孙,开元初为左羽林大将军,人称李将军,开元六年卒。李思训在绘画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创造了金碧辉煌的山水画,其画风虽承继了隋代大画家展子虔的影响,但李思训更强调色彩的作用,其富丽堂皇的山水画风格完全与唐代皇室贵族趣味一拍即合,在李思训的笔下,仙山楼阁是经常性题材,贵族生活神仙化倾象甚为明显,这分明是受道教的影响。李的画风对后世工笔青绿山水的创作具有导向作用,如清代工笔青绿山水大家袁江,袁耀也常画仙山楼阁。袁江的《海上三山图》,取材是秦始皇时代的方士们杜撰出来的渤海之上的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据明董其昌《容台集》记载,李思训画鱼投入池中,鱼即从纸上入池,经日不去。这显然是道教的方术,传说。

吴道子有“画圣”之称,他最初浪迹东海,后因画被唐玄宗所欣赏,召入内庭供奉,玄宗亲自改吴道子之名为“道玄”(《历代名画记》载)。吴道子曾向贺知章,张旭学书法,不成,乃潜心于绘画。贺、张二人均信仰道教,吴道子也深受二人影响,吴道子的《明皇受箓》,《十指钟馗》,《玄元皇帝像》是地道的道教绘画。长安和洛阳一些著名的道观,如太清宫,龙兴观,弘道观,域北老君庙等道观,均有吴道子的壁画。今存《道子墨宝》,五十页,画作多为道教人物,全用白描绘成,由是可以说吴道子是道教绘画之鼻主。

道教与书法的关系耐人寻味。符箓在道教的方术中十分重要,画符以线条为构架显然以中国书法为基础。东汉道教所作之符,明显是汉代隶书的若干字的结合,易于辨认。尔后为了增强符的神秘感,画符便挣脱了汉字书写的规范,作了许多大胆的变形并吸收了古来各种字体,包括草书的写法。宋代最重要的道教人物陶弘景同时是一位大书家及书法理论家,其著文《记仙书》,详细论述道教书法,“实中之空,空中之有,有中之无象”,该见解不仅从本质上揭示了书法艺术的特征,而且在“有”与“无”,“实”与“空”的辨证哲学中融贯了道家精神。在该文中,陶弘景将道教书法分为两大系列:“今三元八会之书,皇上太极高真清仙之所用也;云篆光明之章,今所见神灵符书之字是也。”并指出道教书法不同于“世间长书”,只能意会,即所谓“冥中自相参解”。唐人张怀瓘《书断》称“案道家相传,则有天皇,地皇,人皇之书各数百言,其文犹在,象如符印,而不传其音指。”明代陈继儒对道家书法也颇有研究,以为“道家字学详见于三洞经教部,”并归纳总结出道家书法共有三十二种,如“本文”,“云篆”,“八显”,“玉字诀”,“天书”,“凤文”,“玉札”,“丹书”,“赤书”,“琼札”等。

道教画符与书法,源于书法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书法,突破了文字形体的束缚,富于想象,变化多端,自有其不可否认的审美作用,连一代书家苏东坡也称道教方士之书“笔势奇妙,而字不可识。”(《天篆记》)明代陶宗仪评晋太元中女巫之书“其书类飞白而不真,笔势遒劲,莫能传学。”(《书史会要》)

道教在晋代之后的风行以及道家的宇宙观,养生论对士大夫的生活情趣,精神品格,行为艺术以及艺术创作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书圣王羲之便是道教的信仰者,他在《白云先生书决》中说:“天台绿真谓予曰,子虽至矣,而未善也。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金齐贵,万古能名。”王氏用“混元之气”来阐释书法,显然是深受道教浸染。

道教在唐代的登峰造极带给了书法以极大影响,其中最明显的例证是盛唐大书家张旭。李颀《赠张旭》诗这样写道:“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笔者以为,这首诗至少给我们传递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张旭道教精神的外在表现形态——无拘无束,狂放不羁;二是张旭的书法形式很可能同道士画符或书字时的仪式有关。现存张旭书《古诗四贴》,其真伪一向有争议,但笔者以为除开技术性考证,充分考虑张旭对道教的虔诚以及贴中充满歌颂道教的内容这一客观事实,那么,《古诗四贴》当为张旭所书无疑。此外,此贴开头部分的写法,其字形的似是而非,线条的随意潇洒,用墨的随意,运笔的恣意妄为,极容易让我们同道教的画符想到一处,这又为《古代四贴》系张旭所作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张旭之后,狂草大行于唐,不能不说与与道教有内在的联系。李白被誉为“诗仙”(李白的思想中本身就包含着很重的道教元素),完全可称张旭为“书仙”,不过是道教影响下的审美倾向在不同艺术门类中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道教对唐代书画的影响不仅止于技法层面,更在于书画家的精神气质层面。换句话说,道教思想对唐代艺术(文学,书画)的启发是多层面的,其宇宙论,行气导引之术以及对自由奇幻的神仙境的向往追求,对唐代以及唐以后的各类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都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本文作者:乐山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谢常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