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 谢路军

如何在宗教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认为，道教作为中华民族的本土宗教，在其中吸取营养是非常重要的。道教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入了医学、文学、天文、地理、阴阳五行等学问，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追求和谐、社会责任和道德高尚的个人人格完善，始终是贯穿道教发展的主线;而道教的这些追求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内涵相吻合，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产生助力作用。道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年富的文化内涵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宝贵文化资源。

一、道教对“负阴抱阳＂和谐思想的提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

道教中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自创立之初就追求一个和谐、富足、稳定的社会。兴起于四川青城山和鹤鸣山的五斗米造以治病救人作为吸收信徒的手段，追求济世利人的社会理想。大平道在河北邢台平乡发起，也是追求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太平盛世为目标。作为早期道教经典的《太平经》宣扬做人要有感恩的思想，提出人要报“五重恩”，即天、地、若、紫、师;及对行不顺善之人”，即不忠君、不孝亲、不尊师。

作为道家、道教的最具代表性经典《道德经》更是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其从本体论、方法论、处世论等层面提出了化解冲突与促进社会和谐的主张;将字宙间的万事万物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道”是最初本源和内在的支配者认为万物在本源上存在着互联互动的密切关系，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即万物皆蕴含着阴阳两个对立方面，这两个方面之间相互激荡而达到阴阳和合的状态。老子是从阴阳合和的角度探讨和谐的理念的，正所谓“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第四章)，即大道处于冲和的状态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又日“知和曰常，知常日明。”(《老子》第五十五章)即懂得与天地万物保持和谐，也就懂得了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永恒法则，懂得了这一永恒法则方可称之为明智。老子洞察到事物的对立双方存在着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是“道”的运动规律，即“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又如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今祸之所伏”(第五十八章)等等。故老子倡导“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善利万物而不争”，“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的处世原则以保持事物的动态平衡。

在中国哲学中认为“中”与“和”是不可分的，两者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其实，早老子、孔子两百年前的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 的思想;孔子亦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孔子的玄孙子思在《中庸》中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已发而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人的情绪含而不发之于外是中发出而符合节度是和;中和乃天地之本，达到了中和，天地万物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苗壮成长。《尚书》中的《大禹谟》则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儒家中谓之“十六字心传”，更是将“中和”思想作了最好的诠释。世界包含着阴和阳两方面的属性，阴阳双方相生相养又相互转化，要努力实现阴阳和合;“中和”是达到天下“大平”理想的良方，“中和之气”充满于世方能万物滋生、人民和乐而实现人类和谐与共的太平社会。这些主张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不可能实现，但却反映出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的社会理想。道教崇尚社会自由、平等、公正，追求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寻求精神超越和自由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和善”的道德观。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执着于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开疆拓土的殖民主义。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对中国为什么走和平发展道路作出了全面、深刻而精辟的回答。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外交辞令，而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把中国利益同世界利益紧密相连的道路，是中国将长期坚持的基本外交政策。

二、道教＂一言止杀”的社会责任感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贡献力量

老子日:“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日慈，二日俭，日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道德经》第六十七章)意思是说，天下都说我道大，似乎不像。正因为道是真正的大，所以才不像。若像什么东西的话，早已成为细小的了。我有三件宝贝，持有而珍重它:第一件叫慈爱，第二件叫节俭，第三件叫不敢处在众人之先。慈爱所以能勇武;节俭所以能宽广;不敢处在众人之前头，所以能成为万物的尊长。现在有人割?燕爱而搞勇武，舍弃节俭而搞铺张浪费，舍弃退让而搞领先出风头，就会死亡。那慈爱，用于作战就可取胜，用于守卫就会坚固。天将救人，则以慈爱去卫护它。

全真道的著名领袖丘处机为了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以74岁高龄远行万里劝说成吉思汗止杀爱民，也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大平幸福生活，可谓老子“慈”爱精神的体现:乾隆皇帝谓之题词日:“万古长生，不以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东汉时期道经(大平经》就从身心和道、人际和、社会和与人天和谐等多个角度闻发了道教所倡导的“一言止系”的社会理想。道教徒追求自由却从不放弃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如南朝有“山中宰相”之称的高道陶弘景，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必向他咨询。唐玄宗曾询问吴筠如何可以成仙，吴筠的回答是成仙是山野之人的事，需要积功累德长年累月才可以的事;作为皇帝应以百姓的事作为第一要务

道教历来把国泰民安作为追求的方向。《老君音诵诚经》说天师之位的责任在于佐国扶命，其中蕴含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大上洞玄灵宝真文要解上经》提出兴国爱民、普济群生思想;《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提出国安民丰、欣乐太平的主张，都表达了道教对赖以生存的国土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社会责任思想在历代道教经典中都有传承，彰显着道教绵延不断的社会情怀。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大力弘扬社会担当意识，这就是以人民百姓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和强国之重大思想资源。

三、道教对“尊道贵德”的追求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添砖加瓦

老子日:“和大您，必有余;报以德。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物。天无素，常与善人。”(《道德经》第七十九章)意思是说，解除了大的怨恨，定会留下其他的怨恨;要以德报怨，才能平息怨恨。怎么可以去做好事呢?所以聪明人掌握着契约(合同)，而不能靠责怪人做事情。有道德修养的人掌握着契约合同，没有道德修养的人象税收的官吏忙个不停。老天爷是不分亲疏的，经常眷顾善于顺应天道的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强调的“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是相通的。

道家还将“朴”视为道的本性，也是人格培养的需要。老子日:“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第三十二章)因此，他将“朴”奉为道德理想。老子所说的“朴”是指未经雕凿的本然状态，也即事物自身所具有的本质和规定性。老子主张保持纯朴天真的自然本性，保持和发展自身的本质和规定性，即所谓“见素抱朴＂(第十九章)、“敦今其若朴”(第十五章)、“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第三十八章)、“复归于朴“第二十八章)。这些主张启示人们要返归于真朴的生命之本源，以诚待人而绝伪弃询让自身和人际之间形成相互信任的和谐环境。老子正是觉察到种种的社会弊端而渴望人类应该保持纯朴自然的本性。因此，老子将返朴归真的个人修养推广到社会治理的层面，这必将会产生一种道德感召力，也是实现社会的优序良俗不可或缺的。

道教还将劝人为善作为道教伦理的重要内容。道教的神仙皆是积功累德而垂范后世的表率。道教中有“功德成神”的说法，即道教重视道德修养，将做了很多善事的人奉为神仙;如为世人所熟知的关公信仰，他为人厚道忠义、扶贫济困而成为社会道德的典范。葛洪在《抱朴子》中曾告诚后人欲修仙者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成仙也。道教之劝善书也劝喻告诚世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这种众善奉行的思想所体现的正是道教追求完美人格的人生观。

道教倡导“慈心于物”的思想指出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存是休戚相关的，要求人类社会必须认识自然、顺应自然，一切按自然规律行事。庄子比老子更为痛切地感受到“人为物役”的社会弊病和社会现实而强调“贵真”、“不物于物”的精神，将恢复真朴的本性视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庄子《渔父》中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所以“贵真”。真情发于内才能以情动人，有真诚之心才能产生发自内心的道德行为和喜怒哀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及其后学强调“法天贵真”而“不拘于俗”，这些思想有利于在社会上形成人人追求自由平等的良好氛围在中国历史上道家所倡导的和谐、社会责任和尊道贵德思想都是从“道”的质朴性出发来立论，将返朴归真的养生修养论延伸到治国主张，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一套理论和践行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爱国、道德要求相通相合，必将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是社会伦理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资源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文章在2019年9月2日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召开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与北京宗教中国化”交流研讨会上发表）